以色列將其最重要的獎項保留給世界文學，絕非偶然，而是傳統使然。
那些偉大的猶太先人，長期流亡在外，他們所著眼的歐洲也因而是超越國界的。對他們而言，“歐洲”的意義不在於疆域，而在於文化。
儘管歐洲的凶蠻暴行曾叫猶太人傷心絕望，但是他們對歐洲文化的信念始終如一。
所以我說，以色列這塊小小的土地，這個失而復得的家園，才是歐洲真正的心臟。這是個奇異的心臟，長在母體之外。
今天我來領這個以耶路撒冷命名，以偉大猶太精神為依歸的獎項，心中充滿了異樣的激動。
我是以“小說家”的身份來領獎的。不是“作家”。
法國文豪福樓拜曾經說過，小說家的任務就是力求從作品後面消失。他不能當公眾人物。
然而，在我們這個大眾傳播極為發達的時代，往往相反，作品消失在小說家的形象背後了。固然，今天無人能夠徹底避免曝光，福樓拜的警告仍不啻是適時的警告：如果一個小說家想成為公眾人物，受害的終歸是他的作品。這些小說，人們充其量只能當是他的行動、宣言、政見的附庸。
小說家不是代言人。嚴格說來，他甚至不應為自己的信念說話。
當托爾斯泰構思《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時，他心中的安娜是個極不可愛的女人，她的淒慘下場似乎是罪有應得。這當然跟我們看到的定稿大相徑庭。這當中並非托氏的道德觀念有所改變，而是他聽到了道德以外的一種聲音。我姑且稱之為“小說的智慧”。所有真正的小說家都聆聽這超自然的聲音。因此，偉大的小說裡蘊藏的智慧總比它的創作者多。認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不如索性改行。 可是，這“小說的智慧”究竟從而來？所謂“小說”又是怎麼回事？
我很喜歡一句猶太諺語：“人們一思考，上帝就發笑”。這句諺語帶給我靈感，我常想像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有一天突然聽到上帝的笑聲，歐洲第一部偉大的小說就呱呱墜地了。小說藝術就是上帝笑聲的迴響。 為什麼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呢？因為人們愈思索，真理離他愈遠。人們愈思索，人與人之間的思想距離就愈遠。因為人從來就跟他想像中的自己不一樣。當人們從中世紀邁入現代社會的門檻，他終於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堂•吉訶德左思右想，他的僕役桑丘也左思右想。他們不但末曾看透世界，連自身都無法看清。歐洲最早期的小說家卻看到了人類的新處境，從而建立起一種新的藝術，那就是小說藝術。
十六世紀法國修士、醫師兼小說家拉伯雷替法語創造了不少新詞彙，一直沿用至今。 可惜有一字被人們遺忘了。這就是源出希臘文的Agelaste，意指那些不懂得笑，毫無幽默感的人。拉伯雷對這些人即厭惡又懼怕。他們的迫害，幾乎使他放棄寫作。小說家跟這群不懂得笑的傢伙毫無妥協餘地。因為他們從末聽過上帝的笑聲，自認掌握絕對真理，根正苗壯，又認為人人都得“統一思想”。然而，“個人”之所以有別于“人人”，正因為他窺破了“絕對真理”和“千年一面”的神話。小說是個人發揮想像的樂園。那裡沒有人擁有真理，但人人有被瞭解的權利。在過去四百年間，西歐個性主義的誕生和發展，就是以小說藝術為先導。
巴汝奇是歐洲第一位偉大小說的主人翁。他是拉伯雷《巨人傳》的主角。在這部小說的第三卷裡，巴汝奇最大的困擾是：到底要不要結婚？他四出雲遊，遍尋良醫、預言家、教授、詩人、哲人，這些專家們又引用希波克拉底、亞里斯多德、荷馬、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圖。可惜儘管窮經皓首，到頭來巴汝奇還是決定不了應否結婚。我們這些讀者也下不了結論。當然到最後，我們已經從所有不同的角度，衡量過主人翁這個即滑稽又嚴肅的處境了。 拉伯雷這一番旁徵博引，與笛卡兒式的論證雖然同樣偉大，性質卻不盡相同。小說的母體雖窮理盡性，而是幽默。
歐洲歷史最大的失敗之一就是它對於小說藝術的精神，其所提示的新知識，及其獨立發展的傳統，一無所知。小說藝術其實正代表了歐洲的藝術精神。這門受上帝笑聲啟發而誕生的藝術，並不負有宣傳、推理的使命，恰恰相反。它象佩內洛碧（Penelope）那樣，每晚都把神學家、哲學家精心紡織的花毯拆骨揚線。 近年來，指責十八世紀已經成為一種時尚。我們常常聽到這類老生常談：“俄國極權主義的惡果是西歐種植的，尤其是啟蒙運動的無神論理性主義，及理性萬能的信念。”我不夠資格跟指責伏爾泰得為蘇聯集中營負責的人爭辯。但是我完全有資格說：“十八世紀不僅僅是屬於盧梭、伏爾泰、霍爾巴哈的，它也屬於（甚至可能是全部）費爾丁、斯特恩、歌德和勒盧的。”
十八世紀的小說之中，我最喜歡勞倫斯•斯特恩的作品《項迪傳》。這是一部奇特的小說。斯特恩在小說的開端，描述主人翁開始在母體裡騷動那一夜。走筆之際，斯特恩突來靈感，使他想起另外一個故事。隨後上百篇幅裡，小說的主角居然被遺忘了。這種寫作技巧看起來好象是在耍花槍。作為一種藝術，技巧決不僅僅在於耍花槍。無論有意還是無意，每一部小說都要回答這個問題：“人的存在究竟是什麼？其真意何在？” 斯特恩同時代的費爾丁認為答案在於行動和大結局。斯特恩的小說答案卻完全不同： 答案不在行動和大結局，而是行動的阻滯中斷。
因此，也許可以說，小說跟哲學有過間接但重要的對話。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不就奠定於萊布尼茲的名言：“凡存在皆合理。”
當時的科學界基於這樣的理念，積極去尋求每樣事物存在的理由。他們認為。凡物都可計算和解釋。人要生存得有價值，就得棄絕一切沒有理性的行為。所為的傳記都是這麼寫的：生活總是充滿了起因和後果，成功與失敗。人類焦慮地看著這連鎖反應急劇地奔向死亡的終點。
斯特恩的小說矯正了這種連瑣反應的方程式。他並不從行為因果著眼，而是從行為的終點著手。在因果之間的橋樑斷裂時，他優哉游哉地雲遊尋找。看斯特恩的小說，人的存在及其真意何在要到離題萬丈的枝節上去尋找。這些東西都是無法計算的，毫無道理可言。跟萊布尼茲大異其趣。
評價一個時代精神不能光從思想和理論概念著手，必須考慮到那個時代的藝術，特別是小說藝術。十九世紀蒸汽機問世時，黑格爾堅信他已經掌握了世界歷史的精神。但是福樓拜卻在大談人類的愚昧。我認為那是十九世紀思想界最偉大的創見。
當然，早在福樓拜之前，人們就知道愚昧。但是由於知識貧乏和教育不足，這裡是有差別的。在福樓拜的小說裡，愚昧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可憐的愛瑪，無論是熱戀還是死亡，都跟愚昧結了不解之緣。愛瑪死後，郝麥跟布林尼賢的對話真是愚不可及，好象那場喪禮上的演說。最使人驚訝的是福樓拜他自己對愚昧的看法。他認為科技昌明、社會進步並沒有消滅愚昧，愚昧反而跟隨社會進步一起成長！
福樓拜著意收集一些流行用語，一般人常用來炫耀自己的醒目和跟得上潮流。他把這些流行用語編成一本辭典。我們可以從這本辭典裡領悟到：
“現代化的愚蠢並不是無知，而是對各種思潮生吞活剝。”
福樓拜的獨到之見對末來世界的影響，比佛洛德的學說還要深遠。我們可以想像，這個世界可以沒有佛洛德的心理分析學說。但是不能沒有抗拒各種氾濫思潮的能力。這些洪水般的思潮輸入電腦，借助於大眾傳播媒介，恐怕會凝聚成一股粉碎獨立思想和個人創見的勢力。這股勢力足以窒息歐洲文明。 在福樓拜塑造了包法利夫人八十年之後，也就是我們這個世紀的三十年代，另一位偉大的小說家，維也納人布洛克（Hermann Broch）寫下了這麼句至理名言：
“現代小說英勇地與媚俗的潮流（tideofkitsch）抗爭，最終被淹沒了。”
Kitsch這個字源於上世紀中之德國。
它描述不擇手段去討好大多數的心態和做法。既然想要討好，當然得確認大家喜歡聽什麼。然後再把自己放到這個即定的模式思潮之中。
Kitsch就是把這種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麗的語言和感情把它喬裝打扮。甚至連自己都會為這種平庸的思想和感情灑淚。
今天，時光又流逝了五十年，布洛克的名言日見其輝。為了討好大眾，引人注目，大眾傳播的“美學”必然要跟Kitsch同流。在大眾傳媒無所不在的影響下，我們的美感和道德觀慢慢也Kitsch起來了。現代主義在近代的含義是不墨守成規，反對既定思維模式，決不媚俗取寵。今日之現代主義（通俗的用法稱為“新潮”）已經融會於大眾傳媒的洪流之中。所謂“新潮”就得有意圖地趕時髦，比任何人更賣力地迎合既定的思維模式。現代主義套上了媚俗的外衣。這件外衣就叫Kitsch。
那些不懂得笑，毫無幽默感的人，不但墨守成規，而且媚俗取寵。他們是藝術的大敵。正如我強調過的，這種藝術是上帝笑聲的迴響。在這個藝術領域裡沒有人掌握絕對真理，人人都有被瞭解的權利。這個自由想像的王國是跟現代歐洲文明一起誕生的。當然，這是非常理想化的“歐洲”，或者說是我們夢想中的歐洲。我們常常背叛這個夢想，可也正是靠它把我們凝聚在一起。這股凝聚力已經超越歐洲地域的界限。我們都知道，這個寬宏的領域（無論是小說的想像，還是歐洲的實體）是極其脆弱的，極易夭折的。
那些既不會笑又毫無幽默感的傢伙老是虎視眈眈盯著我們。
在這個飽受戰火蹂躪的城市裡，我一再重申小說藝術。我想，諸位大概已經明白我的苦心。我並不是回避談論大家都認為重要的問題。我覺得今天歐洲文明內外交困。歐洲文明的珍貴遺產——獨立思想、個人創見和神聖的隱私生活都受到威脅。對我來說，個人主義這個歐洲文明的精髓，只能珍藏在小說歷史的寶盒裡。我想把這篇答謝辭歸功於小說的智慧。
我不應再饒舌了。
我似乎忘記了，上帝看見我在這兒煞有介事地思索演講，他正在一邊發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