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去世前兩年，給我一隻小提箱，裡面裝著他的作品、手稿和筆記本。
他用一貫的玩笑、嘲弄的口氣對我說，他希望我在他走之後—也就是他死之後再把這些東西拿出來閱讀。
“你只要看看”。”他表情有點窘迫地說，“看看裡面有沒有你能用得上的東西。也許我死之後，你可以從中挑選出一些來發表。”
那時我們在書房裡—那裡是書的海洋。父親像一個渴望擺脫令人厭煩的負擔的人一樣，在房間裡走來走去，想找一個地方放手提箱，最後他把它輕輕放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裡。我們一定都不會忘記那一刻的不自在。但是事過境遷，我們又回到了往常的生活中，心情輕鬆地生活著，老是互相開玩笑，嘲笑對方，都很輕鬆。我們像以前一樣交談，談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談土耳其無休無止的政治動亂，談父親總是失敗的買賣事業，沒有感到很悲傷。 記得在父親離開後的好幾天裡，我走來走去，總是要經過提箱，但我一次也沒有碰它。這個小小的手提箱，於我已經不陌生了。父親短途旅行時總是帶著它，有時候上班還用它來裝文件。記得小的時候，每次父親旅行歸來，我總要打開這個小提箱，翻他的東西，聞聞裡面的古龍香水的氣味，看看那些具有異國風情的東西。
這個小提箱是我熟識的朋友，看著它很容易讓我想起童年，想起過去，但現在我甚至不能觸摸它。這是為什麼呢？毫無疑問，是因為裡面所裝東西的神秘的分量。 我撫摸著父親的提箱，卻無法促使自己去把它打開，但我知道一些筆記本里寫了什麼。我曾經看到父親在其中的幾本上面寫過東西。我不是第一次聽說小提箱沉重的分量。
父親有一個很大的書房。他年輕時，也就是20世紀40年代末，曾經想成為一位伊斯坦布爾詩人，還把瓦萊里的作品翻譯成了土耳其語。但他不願意過那種生活—在一個貧窮的國家寫詩，卻幾乎沒有讀者來欣賞。父親的父親—我的祖父—是一個富有的生意人；父親小時候和年輕的時候過著舒坦的生活，他不想為了文學，為了寫作忍受各種苦難。
作家就是這樣一種人—他們成年累月，很有耐心地努力發掘自己身上存在著的第二個人和造就了他們的這個世界：當我說起寫作，腦海里首先想到的不是小說、詩歌和其他文學樣式，而是一個人，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獨自坐在書桌前，在自我反省；在房間的背光處，他用文字創造出了一個新世界。
“你只要看看”。”他表情有點窘迫地說，“看看裡面有沒有你能用得上的東西。也許我死之後，你可以從中挑選出一些來發表。”
那時我們在書房裡—那裡是書的海洋。父親像一個渴望擺脫令人厭煩的負擔的人一樣，在房間裡走來走去，想找一個地方放手提箱，最後他把它輕輕放在一個不顯眼的角落裡。我們一定都不會忘記那一刻的不自在。但是事過境遷，我們又回到了往常的生活中，心情輕鬆地生活著，老是互相開玩笑，嘲笑對方，都很輕鬆。我們像以前一樣交談，談日常生活的細枝末節，談土耳其無休無止的政治動亂，談父親總是失敗的買賣事業，沒有感到很悲傷。 記得在父親離開後的好幾天裡，我走來走去，總是要經過提箱，但我一次也沒有碰它。這個小小的手提箱，於我已經不陌生了。父親短途旅行時總是帶著它，有時候上班還用它來裝文件。記得小的時候，每次父親旅行歸來，我總要打開這個小提箱，翻他的東西，聞聞裡面的古龍香水的氣味，看看那些具有異國風情的東西。
這個小提箱是我熟識的朋友，看著它很容易讓我想起童年，想起過去，但現在我甚至不能觸摸它。這是為什麼呢？毫無疑問，是因為裡面所裝東西的神秘的分量。 我撫摸著父親的提箱，卻無法促使自己去把它打開，但我知道一些筆記本里寫了什麼。我曾經看到父親在其中的幾本上面寫過東西。我不是第一次聽說小提箱沉重的分量。
父親有一個很大的書房。他年輕時，也就是20世紀40年代末，曾經想成為一位伊斯坦布爾詩人，還把瓦萊里的作品翻譯成了土耳其語。但他不願意過那種生活—在一個貧窮的國家寫詩，卻幾乎沒有讀者來欣賞。父親的父親—我的祖父—是一個富有的生意人；父親小時候和年輕的時候過著舒坦的生活，他不想為了文學，為了寫作忍受各種苦難。
作家就是這樣一種人—他們成年累月，很有耐心地努力發掘自己身上存在著的第二個人和造就了他們的這個世界：當我說起寫作，腦海里首先想到的不是小說、詩歌和其他文學樣式，而是一個人，把自己關在房間裡，獨自坐在書桌前，在自我反省；在房間的背光處，他用文字創造出了一個新世界。
寫作就是一個人完全讓自己歸隱，並耐心、執著地研究人們進入的世界，把內心的自省轉化為文字。當我日復一日、成年累月地坐在書桌前，慢慢地把新的文字寫到空白的紙上，我感覺自己似乎在創造一個新的世界，似乎在變成我心裡的另外一個人。然而一些人以同樣的方式，用一塊塊石頭會建造出一座橋樑，一個穹頂。我們這些作家用的“石頭”是文字。如果我們把這些“石頭”握在手心裡，思考它們之間的關聯方式，一會兒在遠處觀察，一會兒用手指或筆尖“撫摸”它們，進行斟酌，調換順序，耐心而又充滿希望地不斷堅持，我們就會創造出一個新世界。
父親有一個相當大的書庫，總計約1500冊書，而這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已經很多了。我22歲時，也許還沒有把它們都看一遍，但我對每本書都很熟悉—我知道哪些書很重要，哪些不重要但卻簡單易讀，哪些是古典文學，哪些書對教育來說至關重要，哪些書是對當地歷史的易被忘記卻逗笑的描述，父親對哪些法國作家評價很高。
我覺得父親讀小說是為了逃避生活，逃往西方—這跟我後來的做法一樣。或者在那些日子裡，書是我們隨手拿起的、又可以讓我們脫離自己文化的東西。我們不只是通過閱讀離開伊斯坦布爾的生活，去西方旅遊—也可以通過寫作來實現。父親去了巴黎，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在那些筆記本上寫東西，然後把他的作品帶回土耳其。
事實上，我生父親的氣，是因為他沒有過像我一樣地生活，因為他從來沒有跟生活吵架。他的生活是成天快樂地和朋友、親人一起歡笑。但是我部分地知道，我也可以說，與其是“生氣”倒不如說是“嫉妒”；“嫉妒”這個詞也更為準確；而這也讓我不安。
我用一貫的輕蔑、生氣的語氣問自己：什麼是快樂？快樂的人會想到我在那個單獨的房間過著別人難以理解的生活嗎？快樂就是在社會上過著舒適的生活，像其他所有人一樣相信同樣的東西，或者像你一樣採取行動？秘密地進行寫作來度過人生—同時讓人看起來似乎與周圍的一切相協調—這是幸福或是不幸福呢？但這些都是會讓人發怒的問題。我是從何處得到這個想法：美好生活的標準是快樂？光憑這一點可以證明：如果對立面是對的，我們會努力去發現這個事實嗎？畢竟，父親從家裡出走了很多次—我了解他多少呢，怎麼能夠說我理解他的不安呢？
一打開這個提箱，我就看出它旅遊過的跡象、認出了幾本筆記本，並注意到父親幾年前曾經把它們拿給我看過，但沒有花長時間詳細說明。我現在拿在手裡的筆記本中的大部分，都是他年輕時離開我們去巴黎的時候寫的。
然而，就像很多我崇拜的那些作家一樣—我已經讀過那些作家的傳記—我希望知道父親在我現在這個年紀時寫了些什麼，是怎麼想的。很快我就認識到，我找不到那種記敘。最讓我不安的是，我在父親筆記本的多處，都不經意地發現作家特有的看法和寫作藝術。
我告訴自己，這不是父親的寫作藝術，這是不真實的，至少它不屬於我認識的那個父親。
我害怕寫作時的父親就不再是我的父親。隱藏在這種擔心之下的是一種更深層的擔心：擔心我內心深處的想法是不真實的，擔心我在父親的作品中不能發現任何妙處，而這使我越來越擔心自己會發現父親受到其他作家的過度影響，擔心會使自己陷入絕望，而那種絕望在我年輕時讓我異常苦惱，它投射出我的生活，我的存在，我的寫作渴望和我對一些問題的質疑。
在寫作的最初10年裡，我更深刻地感受到這些不安情緒，甚至當我竭力避免這些憂慮時，有時會擔心有一天我必須服輸—就像我面對繪畫時一樣—被那些不安情緒征服，也放棄寫作。 但從父親的提箱和伊斯坦布爾暗淡的生活可以看出，這個世界的確存在一個中心，它距離我們很遙遠。我在書中已經詳細描述了這些主要的事實如何喚起契訶夫式的鄉土氣息感，又是怎樣通過另一個途徑，讓我質疑自己的真實性。我從自己的經歷中知道，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絕大部分人，都有相同的感覺，許多人承受著比我更多更深的不足感，缺乏安全和墮落感。
是的，人類面臨的最大困境仍是沒有土地，無家可歸和忍飢挨餓……但今天我們的報紙和電視，以比文學更快捷、更簡便的方式，向我們講述了這些主要問題。
今天的文學作品最需要講述和調查的是人類基本的憂慮：擔心被遺棄在外，擔心自己的生命沒有價值，以及伴隨著這些憂慮而產生的無價值的感覺；集體的羞辱、弱點、冷落、委屈、敏感和想像中的侮辱以及下一個同類的民族主義自誇和自滿……不管何時，我產生這種情緒或看到人們表達出來的無理性、誇張的語言，我就知道他們觸摸到了我內心黑暗的一面。我們經常親眼目睹西方世界之外的民族、社會、國家，我很容易把它們鑑別開來—屈服於那些有時會令他們做出愚蠢行為的憂慮。這一切都源自他們對羞辱和敏感的懼怕。
父親在2002年12月去世。
父親有一個相當大的書庫，總計約1500冊書，而這對於一個作家來說已經很多了。我22歲時，也許還沒有把它們都看一遍，但我對每本書都很熟悉—我知道哪些書很重要，哪些不重要但卻簡單易讀，哪些是古典文學，哪些書對教育來說至關重要，哪些書是對當地歷史的易被忘記卻逗笑的描述，父親對哪些法國作家評價很高。
我覺得父親讀小說是為了逃避生活，逃往西方—這跟我後來的做法一樣。或者在那些日子裡，書是我們隨手拿起的、又可以讓我們脫離自己文化的東西。我們不只是通過閱讀離開伊斯坦布爾的生活，去西方旅遊—也可以通過寫作來實現。父親去了巴黎，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在那些筆記本上寫東西，然後把他的作品帶回土耳其。
事實上，我生父親的氣，是因為他沒有過像我一樣地生活，因為他從來沒有跟生活吵架。他的生活是成天快樂地和朋友、親人一起歡笑。但是我部分地知道，我也可以說，與其是“生氣”倒不如說是“嫉妒”；“嫉妒”這個詞也更為準確；而這也讓我不安。
我用一貫的輕蔑、生氣的語氣問自己：什麼是快樂？快樂的人會想到我在那個單獨的房間過著別人難以理解的生活嗎？快樂就是在社會上過著舒適的生活，像其他所有人一樣相信同樣的東西，或者像你一樣採取行動？秘密地進行寫作來度過人生—同時讓人看起來似乎與周圍的一切相協調—這是幸福或是不幸福呢？但這些都是會讓人發怒的問題。我是從何處得到這個想法：美好生活的標準是快樂？光憑這一點可以證明：如果對立面是對的，我們會努力去發現這個事實嗎？畢竟，父親從家裡出走了很多次—我了解他多少呢，怎麼能夠說我理解他的不安呢？
一打開這個提箱，我就看出它旅遊過的跡象、認出了幾本筆記本，並注意到父親幾年前曾經把它們拿給我看過，但沒有花長時間詳細說明。我現在拿在手裡的筆記本中的大部分，都是他年輕時離開我們去巴黎的時候寫的。
然而，就像很多我崇拜的那些作家一樣—我已經讀過那些作家的傳記—我希望知道父親在我現在這個年紀時寫了些什麼，是怎麼想的。很快我就認識到，我找不到那種記敘。最讓我不安的是，我在父親筆記本的多處，都不經意地發現作家特有的看法和寫作藝術。
我告訴自己，這不是父親的寫作藝術，這是不真實的，至少它不屬於我認識的那個父親。
我害怕寫作時的父親就不再是我的父親。隱藏在這種擔心之下的是一種更深層的擔心：擔心我內心深處的想法是不真實的，擔心我在父親的作品中不能發現任何妙處，而這使我越來越擔心自己會發現父親受到其他作家的過度影響，擔心會使自己陷入絕望，而那種絕望在我年輕時讓我異常苦惱，它投射出我的生活，我的存在，我的寫作渴望和我對一些問題的質疑。
在寫作的最初10年裡，我更深刻地感受到這些不安情緒，甚至當我竭力避免這些憂慮時，有時會擔心有一天我必須服輸—就像我面對繪畫時一樣—被那些不安情緒征服，也放棄寫作。 但從父親的提箱和伊斯坦布爾暗淡的生活可以看出，這個世界的確存在一個中心，它距離我們很遙遠。我在書中已經詳細描述了這些主要的事實如何喚起契訶夫式的鄉土氣息感，又是怎樣通過另一個途徑，讓我質疑自己的真實性。我從自己的經歷中知道，生活在這個地球上的絕大部分人，都有相同的感覺，許多人承受著比我更多更深的不足感，缺乏安全和墮落感。
是的，人類面臨的最大困境仍是沒有土地，無家可歸和忍飢挨餓……但今天我們的報紙和電視，以比文學更快捷、更簡便的方式，向我們講述了這些主要問題。
今天的文學作品最需要講述和調查的是人類基本的憂慮：擔心被遺棄在外，擔心自己的生命沒有價值，以及伴隨著這些憂慮而產生的無價值的感覺；集體的羞辱、弱點、冷落、委屈、敏感和想像中的侮辱以及下一個同類的民族主義自誇和自滿……不管何時，我產生這種情緒或看到人們表達出來的無理性、誇張的語言，我就知道他們觸摸到了我內心黑暗的一面。我們經常親眼目睹西方世界之外的民族、社會、國家，我很容易把它們鑑別開來—屈服於那些有時會令他們做出愚蠢行為的憂慮。這一切都源自他們對羞辱和敏感的懼怕。
父親在2002年12月去世。
今天，我站在瑞典文學院和授予我這個偉大的獎項（一種偉大的榮譽）的成員以及他們的貴賓面前，內心非常渴望父親也在我們這些人之中。
